专栏｜三十年·三十人——赵义平律师

发布时间：2025-08-06 编辑： 点击：31

1979年冬天，边境烽烟未散，赵义平高中毕业便投身军营。列车一路向南，将他载向云南西双版纳的边防前线。

潮湿闷热的热带丛林里，蚊虫如云，年轻的士兵在荆棘中巡逻，界碑便是青春坐标。他记得连长在月光下擦拭钢枪时的话：“守好这道线，就是守住了千家万户的灶台。”这话如重锤，敲打着他朴素的家国认知。

两年军旅，在界碑与钢枪的沉默对峙中淬炼了他的筋骨，更在骨子里刻下了责任与坚守。

1981年冬，他卸下军装回到故乡，被安置在醒民公社。彼时基层百废待兴，他成了“万金油”干部，从调解田埂纠纷到组织生产，终日与泥腿子老乡打交道。这段经历，让他真正读懂了乡土中国的褶皱与肌理。

转折在1983年悄然降临，赵义平这位“政治可靠”的退伍兵，被组织点将，调任醒民区公所司法助理员。

他推开办公室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面对的几乎是一片法治的“废墟”。抽屉里仅有的几本泛黄法律汇编，便是全部家当。彼时，“砸烂公检法”的喧嚣虽已沉寂，但伤痕犹在。律师制度刚刚重建，基层法律人才如赤水河里的金沙般稀缺。

没有系统培训，他只能摸索前行。白天，徒步几十里山路，在晒谷场或农家院坝里调解纠纷。一次，为化解两村争水械斗，他一天一夜泡在现场，嗓子嘶哑，最终依据法律法规在田埂上划定了取水时段。夜晚，则在煤油灯下啃读仅有的法律条文。那些年，国徽的徽光在赵义平前往调解矛盾纠纷的泥泞山路上时隐时现，如同法治微光在乡土间艰难穿行。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基层司法实践越深，赵义平越感到腹中空乏。一个尖锐的问题始终刺痛着他：仅凭热情与经验，如何担得起“司法”二字的分量？

1986年，他毅然考入习水县委党校行政管理班，脱产两年学习。当同龄人已在享受家庭温暖，他却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政治学、管理学的养分。这段学习，为他打开了理解制度与规则的大门。

党校毕业后，他被留在县城的司法局工作。但置身更广阔的法律实践场域，他深感仅靠行政思维远远不够。寒冷冬夜，办公室同事早已归家，唯他桌前的台灯还亮着，映照着摊开的《法学基础理论》。那是他报名贵州大学法律大专自学考试后无数个夜晚的缩影。

工作、家庭、学业三重压力下，他将所有缝隙时间安排到极致：文件处理间隙背法条，上下班路上看教材，入睡前也要挑灯夜战……几年苦修，他最终以优异成绩通过所有科目。

1993年，他迎来人生关键一役——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三十一岁的他再次将自己逼入书山题海。次年深秋，律师执业证书递到手中时，他注视着这薄薄的一张纸，百感交集。从部队到公社，从党校到自考，这条蜿蜒求学之路，每一步都是对命运壁垒的突围。

1994年冬，赵义平的工作再次发生了变动，他带着律师执业证，踏入习水县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成为这家国办所的专职律师。

彼时全县仅此一家律所，只有五名律师，且全都是体制内干部。这小小的方寸之地，却折射着那个年代基层法律人才构成的缩影：既有从西南政法学院、贵州大学等专业学府走出的科班精英，理论基础扎实，带着书卷气；也有像赵义平这样，从部队熔炉、基层岗位一路摸爬滚打而来的“半路出家”者，身上烙印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智慧。

背景殊途，目标同归——他们都对脚下这片土地怀有深切的关怀，对刚刚复苏的律师事业抱有赤诚的热爱。

在律师制度重建初期，基层法律服务资源极度匮乏，法律法规更新、专业积累都处于拓荒阶段。面对当事人殷切的期望和纷繁复杂的案件，他们深知肩头责任之重，也明白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强烈的危机感和职业使命感，催生了惊人的学习热情。

如何在这片法治的“盐碱地”上精耕细作？他们没有捷径，唯有以最朴素的方式向知识进军。

所里资历最深的老律师，便成了行走的“法典”。年轻律师们如饥似渴地围拢请教，从案情分析、证据收集到法庭辩论的技巧，不放过任何一次经验交流的机会。一杯热茶，一次长谈，都是知识的薪火相传。

有限的工资，相当一部分化作了案头堆积如山的法律书籍和期刊。从晦涩的法学理论著作到最新的司法解释汇编，都是他们争相传阅、反复研读的“精神食粮”。白炽灯下，常见他们勾画批注的身影。

“其实，纸上得来终觉浅，每一个案件，无论大小难易，都是检验和提升专业能力的绝佳考场。我们从走访调查、收集证据、撰写文书到出庭辩论，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反思、调整。灵活运用所学，不拘泥于教条，注重结合当地社情民意和司法实践的现实土壤，力求在法律的框架内，找到最适合的解决方案。”赵义平说。

在这个团队里，没有科班与“杂牌”的隔阂，只有同为法律“求道者”的惺惺相惜。

小县城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案件来源不靠广告，全凭口耳相传的口碑。“赵律师实在”“他懂我们老百姓”……这些朴素的评价是案源的基石。

熟人社会，还有那个年代独有的“景观”——同一家律所，常需同时代理同一案件的原、被告双方。

如何避嫌？赵义平与同事们恪守一条铁律：除需当事人豁免外，立案前充分评估，一旦接受委托，办案中互不交流案情观点，一切交锋留待法庭。只在案件尘埃落定后，才聚在一起复盘探讨，将对抗转化为共同精进的养分。这种近乎严苛的自律，使他们在小城狭窄的司法河道中，始终保持着职业航船的平稳与尊严。

办案亦是体力与意志的考验。没有私家车的年代，下乡取证动辄便需要长途客车加数小时徒步。他曾为一起伤害案取证，凌晨出发，翻山越岭寻访关键证人，深夜归家时星斗满天。山路崎岖，法治之路同样坎坷。

作为“公职律师”，他领着300元月薪+200元案件奖金——这在当时堪称巨款。物质激励的背后，是价值感的轰鸣：“当看到当事人拿到赔偿款时的眼泪，当无罪判决书在法庭宣读，那种成就，金钱无法衡量。”

2010年，根据国家政策，作为“国办所”的习水县律师事务所面临抉择：公务员身份的律师要么回归体制，要么“下海”执业。

已有30年工龄的赵义平，毅然选择提前退休，纵身跃入市场洪流，与两位同仁共同创建了全新的合伙制律所——贵州鸿志律师事务所。

这样的转变，松开了捆绑在律师身上的体制绳索，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活力与专业潜能，其带来的深刻变化远超经济层面。

以前，律师身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编制、工资、办公经费皆由财政负担，旱涝保收。而合伙制的律所“不占国家编制、不拿财政工资”，从律师薪酬到房租水电等一切开销，全凭团队自负盈亏。这如同从温室被推向市场丛林，生存压力陡增。

然而，正是这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压力，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挣得多，拿得多”的朴素市场法则，与国家财政供养的“大锅饭”彻底告别。

“律师们为了解决生存问题，维系律所运转，必须主动出击，精研业务，提升服务，靠真本事去市场上‘找饭吃’。这种源自生存本能的驱动，远非旧体制下的指令所能比拟。”赵义平说。

旧体制下，律师收费被严格限定为“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极低，且需上缴财政再按比例返还。这不仅严重低估了法律服务的专业价值，也极大地抑制了律师的创收积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治意识的提升以及服务价值的被认可，收费标准实现了质的飞跃：从2000年左右的约500元/案，跃升至2010年后的1000元/案以上。整体收入水平较改制前普遍增长超过50%。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社会对律师专业价值认可度的直观体现，是市场机制对优质法律服务的合理定价。

旧体制的“统一接案、统一分配”模式被打破。新时代的合伙所，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主动拓展业务领域，不再局限于被动等待指派。他们开始深入研究市场需求，积极发展企业法律顾问、新兴经济领域纠纷等业务，服务范围更广，服务层次更深。

“业务拓展了”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提升，无形中也推动了整个县域法律服务市场的升级。

回望三十余载执业生涯，赵义平印象深刻。

他清晰记得世纪之交的法治“黄金期”。“那时刑辩空间很大，依据事实和法律，真能当庭争得无罪判决。”他曾在三年内成功办理多起由有罪改判无罪的案件。法庭上法槌落下的脆响，曾如此清晰地传递着正义的回声。

2002年后，刑事诉讼重心前移，程序日益规范，律师作用转向更精细化的证据攻防。“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民商事领域的深入，对律师专业能力提出严苛要求。他感慨：“过去靠经验胆识冲锋，现在得靠精密的证据链和深厚的法理支撑。”

更大的变化在社会层面。曾经“信访不信法”的思维悄然退潮。“现在老百姓遇到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找律师、打官司。”他欣慰于这种理性的回归。公检法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进程，也让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对话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执业以来，赵义平先后担任多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的法律顾问。他既坚守法律底线，也深谙基层实际，他认为：“好的顾问不是灭火队，而是防火墙，要把风险化解在决策前端。”

律所里，年轻律师们亲切称他“赵老师”。他深知小县城青年律师成长不易，“传帮带”倾注心血。从指导实习律师一字一句修改辩护词，到分享执业初期如何建立口碑；从剖析复杂案件的法律关系，到推荐案源助其立足。

十余年来，他门下十多位弟子已成长为习水、贵阳律界的骨干。“法治这条河，需要一代代摆渡人接力。我能做的，就是把船桨交到他们手里时，他们能接力得更稳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