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三十年·三十人——张爱军律师

发布时间：2025-07-28 编辑： 点击：5

夏天，赤水河奔腾汹涌。它记得1974年那个肩扛电线、点亮天台乡沉沉夜幕的知青身影；记得1979年法院值班室里，那位被领导叮嘱“多读书”的年轻干部眼中闪动的光；更记得2025年此刻，赤水市人民法院的值班室里，那位腰背挺直如松的69岁老律师——张爱军。

他刚结束一场复杂的土地征收咨询，指尖划过卷宗，仿佛在触摸自己跨越半个世纪的法治足迹。从赤水河畔的短跑健将到破格录取的拓荒律师，从“什么案子都办”的“万金油”律师到政府倚重的法律智囊，张爱军的“学”与“业”，早已与脚下这片土地的法治脉动同频共振。

1956年，张爱军生于军人家庭。父亲此前在遵义地区行署任职，后来因工作调动，举家迁往赤水市（当时系赤水县）。

赤水中学的操场上，少年张爱军如风般掠过跑道的身影引人注目。1972年，他凭借优异的短跑成绩被选入遵义地区田径队，后又进入贵州省体工队集训，荣膺国家三级运动员徽章。

可父亲的叮嘱如警钟长鸣：“一个人有了好的身体，还要有好的学习。”训练场之外，张爱军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汲取。夜晚的体工队休息室里，常见他埋头苦读文化课的身影。这位体育生同时还痴迷于音乐，小提琴、钢琴、二胡……他在有限的休息时间无师自通，指尖流淌的旋律与跑道上挥洒的汗水，共同锻造了刚柔相济的张爱军。

1974年高中毕业时，高考尚未恢复。张爱军响应号召，成为赤水县天台乡的一名知青。务农的艰辛并未磨灭他高中时对物理课的热爱。当姐夫——一位贵州工学院的毕业生——引导他接触电力线路设计时，他如获至宝。

张爱军回忆时眼中仍有光亮。很快，他的电力知识化为山乡巨变的火种。他参与设计、安装电路，并培训当地工人，硬是让一条长达7公里的输电线路从赤水县城延伸至天台乡。当电灯的光芒首次刺破山村的沉沉夜幕，当打米机的轰鸣代替了沉重的石臼劳作，年轻的张爱军第一次深切体会到知识转化为实践所迸发的磅礴力量。这段经历，也为他日后理解法律作为社会“变压器”的功能埋下伏笔。

“四人帮”覆灭，十年动乱结束，基层政权亟需新鲜血液和专业人才来填补空缺、恢复运转。1977年，赤水县委组织部在拨乱反正的浪潮中，面向知识青年公开招考干部。

这扇门的打开，是那个特殊年代最强烈的信号：知识、能力将重新获得尊重，个人命运有了突破“出身”等历史桎梏的新通道。

张爱军，这位经历过动荡年代的青年，在考场上脱颖而出。随后，他被分配到天台乡工作。在偏远的乡村，他亲身参与基层政权的重建，感受百废待兴的脉搏，这为他日后理解民生疾苦、服务基层积累了最原始也是最宝贵的经验。一年后，他身份转正，调入乡镇企业局上班。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重建法治成为当务之急。公检法系统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机构瘫痪、人员流失、专业断档。

此刻，恢复和加强法治建设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任务，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都在急切地寻找、培养和吸纳人才。

张爱军在基层“有能力、会运动、懂供电、能拉琴”——在当时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赤水县人民法院向张爱军抛出了“橄榄枝”，他就此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是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标志着律师制度的正式恢复和重建。各地开始组建法律顾问处。然而，专业律师极度匮乏。各地纷纷从公检法系统内部选拔或抽调具备一定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干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省举办了律师培训班。赤水县人民法院选派张爱军参加，为他理解法律实务、接触案件处理流程奠定了基础。

随后，赤水县法律顾问处成立，张爱军因在法院的实践积累和在培训班的学习经历，顺理成章地被抽调其中，成为一名实习律师。

张爱军的每一步成长，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律师业蹒跚起步、艰难探索的时代烙印。他手中的案卷、面对当事人的解答、在法庭上的发言，都将是那个百废待兴却又充满希望的年代里，法治微光重新点亮的一个个具体瞬间。

在“法律荒漠”年代起步，他深知自身学历不足。法院有法学专业学习背景的法官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他们的法学教材被他如饥似渴地钻研。

四年“实习”，他边干边学，一丝不苟。当时诉状并无统一格式，他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态度，设计的起诉状、答辩状等文书，因其规范性和实用性，竟成为周边县域法律顾问处争相学习的范本。1984年10月，凭借过硬的实践能力，仅有高中学历的张爱军经贵州省司法厅特批、司法部备案，成为一名正式律师。

成为正式律师，是起点而非终点。张爱军的学习征途更加广阔。

1985年，他考取了贵州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现贵州警察学院）首届大专班，脱产学习两年。1987年毕业之时，胸中法律知识更加丰厚。

1992年，他又远赴上海参加司法部南方地区高级律师培训班，潜心研习7个月涉外法律，如海绵般汲取新知。

他的钻研精神也结出硕果。其撰写的《律师与复议权》论文，曾获遵义地区优秀论文奖。在张爱军看来，学习是律师安身立命之本，尤其是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转型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潮中，律师的专业价值也被前所未有地凸显。“这要求律师必须更规范、更专业。”张爱军敏锐地意识到时代赋予的责任。

张爱军的执业生涯，如同一部微缩的中国社会法治发展史，其经手的案件类型变迁，深刻烙印着国家经济转型、社会结构重组和法治建设深化的时代轨迹。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农村包产到户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也点燃了农民对土地、山林的空前热情。物质匮乏尚未根本扭转，“生存”仍是核心命题。与此同时，十年动乱遗留的法治废墟亟待清理，社会秩序和基本伦理亟待重建。法律体系尚不健全，许多领域依靠政策调整，基层矛盾尖锐且原始。

张爱军奔走在赤水的乡野田间，处理的正是这个时代最焦灼的痛点，比如山林土地纠纷、拐卖人口、故意伤害等。

山林土地纠纷其实是生存资源的争夺战。每一寸田埂、每一片林地的边界，都关乎一家老小的口粮与活路。在缺乏清晰产权登记和现代测绘技术的背景下，这类纠纷数量庞大、调处艰难，常常需要深入现场勘验，依靠地方习俗和耐心调解。它们是农村经济改革初期活力与阵痛最直接的体现。

拐卖人口是社会失序与人伦悲剧的沉重伤疤。贫穷、闭塞、法治观念淡薄，使得一些地方成为罪恶的温床。办理此类案件，不仅要与狡猾的人贩子周旋，更要直面受害者家庭的破碎与绝望，是重建社会道德底线和人身安全保障的艰难斗争。

故意伤害案件则多源于琐事激化、宗族矛盾或资源争夺。在文明教化尚未普及、基层调解机制薄弱的年代，拳头和暴力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直接（也最原始）的方式。处理这类案件，是恢复基层社会秩序、引导理性解决争端的关键环节。

这个年代的律师，是真正的“万金油”和“救火队员”。在专业分工模糊、法律供给不足的环境下，“什么案子都办”是常态，更是责任。张爱军经常深入基层，运用审判经验积累的法律直觉和政策理解，在粗粝的现实与尚显简陋的法律框架之间架起桥梁，为个体争取生存权益，为社会缝合秩序裂痕。

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下海潮”“经商热”席卷全国，计划经济体制加速瓦解，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空前活跃，现金交易盛行，财富观念剧烈变化，但相应的市场规则、监管体系和信用机制远未成熟。

张爱军的案卷里，折射出这个沸腾年代的另一面。他见证了曾经风光无限的“铁饭碗”工厂轰然倒下，卷入其中的是成千上万工人的安置、巨额债务的清理、国有资产的处置。处理破产案件，是在没有成熟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改革成本与社会稳定？他亲身参与一场深刻的经济制度变革。

与此同时，经济活跃带来了机会，也滋生了贪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诈骗、经济合同诈骗以及盗窃案频发。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律师的专业化需求开始显现。张爱军快速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理解市场逻辑，在充满陷阱的商业博弈中为当事人厘清法律关系，争取权益。这是从“解决温饱”向“规范市场”的艰难过渡。

新世纪以降，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入，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法治政府成为关键词。政府职能加速转变，从直接干预经济更多转向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土地资源价值飙升，招商引资竞争白热化，社会对公平正义和程序合法的要求空前提高。

张爱军从冲锋在一线的诉讼律师，成长为政府决策的法律顾问，工作重心转向了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咨询，运用数十年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法律智慧，参与到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宏观层面推动法治精神和规则之治的落地生根。

几十年来，无论案件大小、年代变迁，他坚守一个铁律：“再苦再累，都要深入现场，亲自调查。”他总结出“三为”箴言：“为当事人所想，为当事人所急，为当事人所能”。这种设身处地的责任感，使他提出的建议“科学、合理、符合实际”，有效区分了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的解决路径，大大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

从以前的赤水县法律顾问处到后来的赤水市律师事务所，再到改制后的申张律师事务所，张爱军一直担任主任一职。直到2016年光荣退休。

退休后，他也没闲着。在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的值班室里，那耐心解答的声音，是法律条文落向现实的回响；在社区、车间、学校的讲台上，那深入浅出的普法宣讲，是法治星火燎原的播种；在年轻律师困惑的目光前，那毫无保留的经验分享，是赤水河法治精神的代际传承。

“法律咨询室，是宣传党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前沿阵地。”张爱军的话语依旧朴素，却透着千钧之力。这份退休后的坚守，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敬业”，是一位老律师的回望，是他将个人微光汇入时代星河的无言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