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三十年·三十人——罗远恒律师

发布时间：2025-07-20 编辑： 点击：6

1981年的秋天，当18岁的罗远恒攥着贵州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书走出三岔镇时，前路朦胧却步伐坚定。

那一年全国仅16所大学重开法学专业，文科录取窄如悬索，应届生考上者凤毛麟角。在遵义县南白中学，全班五十人，唯他一人叩开贵大法律系之门，与远赴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的两名同届校友，共同汇入中国法治荒原复苏的第一缕微光。

1985年夏秋之交，22岁的罗远恒踏入遵义市（今红花岗区）司法局法律顾问处大门。

没有资格考试的年代，省司法厅一纸公文便授予他“律师”身份——这身份镶着国家干部的金边，也缚着行政分配的锁链。

那时的辩护席前，没有自由选择的市场博弈。当事人寻至顾问处，案件便如公文般被分配至案头。“组织分配”四个字构建了天然的信任基础。

罗远恒在国徽下开启了学徒生涯——跟着老律师出庭、取证，在卷宗与法条间摸索。两年辅助办案时光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实务经验，对每个案件细节反复推敲，遇到疑难问题便虚心求教。

1986年4月，司法部发布《关于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的通知》，同年9月27日，中国首次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开考，标志着“律考时代”正式开启。在这次考试中，罗远恒一击而中。次年，正式获得律师执业证。

独立办案后，他沉入基层司法的湍流。计划经济末期的刑事案件中，盗窃、斗殴是高频词汇。秉承“把关”与“服务”原则，刑案中严格审查证据链条，通过合法程序保障当事人权益；民事案件则全力维护合法权益。当时办案程序相对简化，公检法机关集中在城区，调查取证便捷高效。工作量虽大，一人每年办刑事案件七八十件，但案件复杂程度并不如今日。

十年间，他亲历着法治建设的阵痛。办公桌从靠门位置移到临窗主位，窗台那盆吊兰的藤蔓蜿蜒生长，如同他心中日益明晰的职业信念：真正的法律人，既要低头查看证据的微尘，更要抬头仰望正义的星空。

体制的茧房在1996年被悄然打破。

当罗远恒从法律顾问处调任红花岗区政府法制办主任时，迎接他的是堆积如山的红头文件和永无止境的会议日程。撤地设市后的行政区划调整让法制办成为漩涡中心，他需要同时应对历史遗留的法律问题和新兴的行政纠纷。办公桌上电话轮番作响：可能上午协调城管执法规范，下午论证招商引资协议，傍晚又要奔赴创卫督查现场。

体制围城中的窒息感在三年间日益加重。最典型的是某次接待外地一个考察团，当对方领导举着酒杯说“遵义法制工作做得好，罗主任更要喝得好！”时，而他恰好不会喝酒，面对客人的热情进退维艰。“当时法制办主任经常都有应酬，不会喝酒就像外星人。”

多重推力下的破局在2001年寒冬汇聚成河。一是即将不惑之年的他站在人生分水岭，“再不走就永远困在文山会海里”；二是深夜整理档案时翻出1987年的辩护词手稿，“指尖触到年轻时的热血”；三是身体不佳，难以适应高强度的体制内工作。

辞职当天的情景他记忆犹新。2002年元月，他将桌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不用的资料整齐摆放。然后特意绕到法律顾问处的门前，此刻在冬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此后，罗远恒脱下“官服”，以执业律师的身份走进贵州金瑞律师事务所。

彼时的遵义法律服务市场，远非今日的繁盛景象。律所规模有限，案源类型却包罗万象——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婚姻家事、人身损害……如同八面来风。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立足，“万金油”式的执业能力不仅是生存所需，更成为律师的必然选择。

面对庞杂的案件类型和不断更新的法律法规，罗远恒深知，唯有持续、高效的学习与深入的交流协作，才是保持专业水准的生命线。他在金瑞所的十年，正是将“案前深研、案中协作、案后复盘”这一理念锤炼成型的十年。

面对每一个新接手的案件，无论领域熟悉与否，罗远恒的第一步永远是“扎进法条与案例的海洋”。他的案前准备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他会系统梳理与该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重要的条款，他会用笔在打印稿上勾画、批注，力求吃透立法本意和具体适用情形。书桌旁常年备着最新的法律法规汇编和增补册，随时查阅。

在法律框架清晰后，他便转向案例研究。利用当时能找到的有限资源——法院的案例选编、公开出版的裁判文书集，以及同行间交流的典型案例。广泛搜寻与本案在关键事实、争议焦点上相似的生效判决。他会仔细研读法官的裁判思路、证据采纳标准、法律适用逻辑，以及律师的辩论要点，从中汲取经验，预判可能的审理方向。

对于反复出现的案件类型，如婚姻家庭中的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人身损害赔偿中的过错认定与计算标准，他会有意识地构建知识体系。将核心法条、关键司法解释、常见争议点、举证要点、计算方式等分门别类整理，形成结构化的“知识地图”。这不仅服务于当前案件，更为日后处理同类案件打下坚实基础，实现知识的累积效应。

金瑞律师事务所虽非大型机构，却有着浓厚的研讨氛围。罗远恒深知个人智慧有限，尤其面对复杂疑难案件时，集体的智慧往往能照亮思维的盲区。

他和同事们形成了定期或不定期案件讨论的惯例。每当遇到法律关系复杂、证据存疑或法律适用存在分歧的案件，律师便会主动提出，邀请所内同仁，尤其是经验丰富或专长不同的律师一起“会诊”，大家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链条、法律依据、辩护策略等畅所欲言。

这种协作不仅是解决个案，更是年轻律师成长的沃土。资深律师分享办案心得和技巧，年轻律师带来新锐的理论视角和检索技能。罗远恒乐于倾听年轻同事的想法，也从他们的提问中反观自己可能存在的疏漏。这种基于具体案件的务实交流，远比空洞的理论说教更能提升团队整体的实战能力。

案件判决或调解结束，并非工作的终点，而是深度学习的起点。罗远恒尤为重视案后的总结反思。无论胜败，他都会冷静复盘整个办案过程。哪些策略是有效的？哪些证据起到了关键作用？法庭辩论中哪些观点被法官采纳或忽略？原因何在？是否存在更好的切入点或论证方式？

案件结果是对其前期法律研究和预判的检验。他会对照之前的法规梳理和类案分析，看判决结果是否符合预期，法律适用是否有新动向或理解上的偏差。这有助于他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知识地图”，紧跟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

在广泛接触各类案件的同时，他敏锐地发现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等领域不仅案件量大，而且法律关系相对稳定，更易于形成专业深度。于是，他有意将更多精力投入这些领域的复盘和研究。通过对大量同类案件的处理和总结，他归纳出其中的规律性问题和解决路径，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愈发精纯，逐渐在这些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口碑。

“案子办不完，专业学不尽。”罗远恒说，这十个字，正是他这种终身学习、持续精进精神的最佳写照。

2012年，罗远恒转至谋信律师事务所时，执业证上的注册日期已跨越二十五个春秋。如今，这位从事法律工作40年、正式执业38年的老律师，坐在遵义老城明亮的办公室里，谈起律师队伍和法治环境的变化，感慨万千。

行业规模持续扩大。从早期法律顾问处屈指可数的执业律师，到如今律所林立的繁荣景象，遵义律师队伍实现了量的飞跃。他清晰记得1985年刚入职时，整个法律顾问处仅有数名律师共同办公的场景。

人才素质显著提升。早期律师队伍中，教师、机关干部等转行者占比较大。如今走进任何一家律所，都能看到越来越多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年轻面孔。“当年像我这样的科班生实属少见，如今正规法学院毕业生已成为行业主力军。”

专业发展日趋成熟。与过去“万金油”式的执业形态不同，随着行业发展，律师专业化分工趋势日益明显。在谋信所的工作中，罗远恒注意到年轻律师们开始有意识地培养特定领域的专业优势。

而遵义的司法实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罗远恒亲历了审判模式的重大变革。“过去重大案件依赖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策，实际造成责任分散。承办法官只能汇报案情，没有表决权，责任主体模糊。如今法官独立办案、终身负责的制度，使审判权责真正统一。”

现在法官对案件审理更加重视，律师意见得到充分尊重。罗远恒感受到：“现在开庭不再是走过场，法官真正在倾听各方意见，认真审查证据材料。”

从证据规则到庭审流程，司法程序日益规范严谨。对比早年相对简化的办案程序，如今更加注重程序正当性，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在社会层面，随着国家普法工作的持续推进，群众法律意识普遍提升，过去需要费力普及的法律常识，如今已成为社会共同认知。罗远恒因此深切体会到与当事人沟通方式的变化。40年前，他常常需要从最基础的法律概念开始解释，“当时很多群众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如今当事人大多具备基本法律常识，沟通更加精准高效。

当事人从被动接受法律结果，转变为主动维护自身权利。罗远恒注意到：“现在的当事人更懂得主张权利，也能更好地配合律师工作。”

采访结束，罗远恒步出谋信律师事务所。公文包边缘已磨出岁月的毛边，如同他执业路上留下的印记。从国徽下的国家干部到市场浪潮中的“万金油”，他亲历的每一次辩护、每一场庭审、每一回抉择，都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微观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