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栏｜三十年·三十人——熊定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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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5-07-11

凌晨1点，在遵义一栋居民楼里，一位古稀老人缓缓合上厚重的卷宗，明亮的灯光勾勒出他微微低垂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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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定扬，这位在西南小城为新中国法治建设不懈拼搏的律师，正在为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做精心的准备。作为律师制度恢复后的拓荒者之一，他参与接力的法治星火，如今已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燎原。

国企新人

1955年10月18日出生的熊定扬，童年和少年时光，都在遵义喜迎红军的这片热土上渡过。

1972年，年仅17岁的他，从学校毕业后应招进入八七厂研究所，开始了国有企业的工作生涯。

他的岗位是金属物理检验员。每天与冰冷的金属材料、精密的检测仪器、复杂的数据图表及检验报告打交道。

这份工作，如同在金属线材微观世界里进行一场场无声的“侦察”与“审判”，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注重细节、尊重事实、追求精确、逻辑严密的思维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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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国家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企业内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也变得日益重要。

1984年，对于29岁的熊定扬而言，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调入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教育培训中心，肩负起参与管理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技工学校、中等专业的招生及统筹培训工作的重任。

彼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强烈的学习热情，电大、夜大、函授等成人教育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置身于这股学习浪潮中，熊定扬对知识的渴求也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为了提升自我，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走进遵义广播电视大学（电大）的课堂，攻读中文专业。

与法结缘

在电大学习的课程表里，一门名为《法学概论与法律基础知识》的必修课，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他心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涟漪。

“越学越觉得，这方寸法庭之上，上演的不仅是控辩双方的较量，更是关乎人的尊严、权利和命运的大剧。那些枯燥的法条背后，跳动着社会公平正义的脉搏。”熊定扬说。

这份强烈的兴趣，驱使他在完成中文专业学习的同时，如饥似渴地开始了对法律的系统性自学。两年时光倏忽而过，熊定扬已然成了法律知识的“痴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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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彼时的他，并未将这份热爱与职业选择直接挂钩。在计划经济色彩尚未完全褪去的环境中，从体制内的“铁饭碗”跳向一个在当时仍带有一定风险、前途未卜的“自由职业”——律师，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契机。

这个契机，来自于身边最亲近之人的洞察。他的妻子，这位生活中的伴侣，敏锐地捕捉到了丈夫身上悄然发生的变化和潜藏的热情。“她说我‘能说会道’，思路清晰，表达能力强，又懂这么多法律知识，为什么不去当律师？”妻子的这句看似随意的提醒，如同投入心湖的第二颗石子，精准地击中了熊定扬内心的犹豫。

妻子在成都读书，熟知更多前沿城市消息。因此向他进一步描绘了律师如何崭露头角，如何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这些远方的图景，在妻子生动的讲述中变得清晰而充满吸引力，像磁石一样牢牢吸住了熊定扬的心，彻底点燃了他对成为一名真正执业律师的向往和职业认同感。

1989年12月，34岁的熊定扬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有些“冒险”的决定：他以实习人员的身份，踏入了当时遵义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遵义市（现红花岗区）法律顾问处。

拓荒时代

1989年的遵义市法律顾问处，熊定扬迎面碰上的是一个“拓荒时代”的真实图景。那时候，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刚满十年，遵义的法治土壤仍显稀薄。

法律顾问处专业人才极度匮乏，人员构成复杂：有“文革”后的专业老前辈，也有半路进入的愣头青，还有从其他单位抽调和聘用的法律爱好者。整个行业，如同在废墟上重建的房屋，框架初立，内部精装修远未完成。

实习期的熊定扬，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法律条文的实践运用与执业环境的粗粝。没有如今系统化的入职培训，所幸有老师“手把手”的传授，更多是一种“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粗放模式。他获取知识和经验的主要途径，就是那一摞摞散发着油墨和尘埃味道的卷宗。

有些陈年卷宗，记录着前辈们处理过的形形色色的案件，成为他窥探法律实务运作的宝贵窗口。白天，他跟在老律师身后，观察他们如何会见当事人、如何调查取证、如何在法庭上依法据理的陈词；晚上，则反复研读卷宗里的每一份证据、笔录、文书，梳理办案的逻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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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一年后，他撰写的一起“故意杀人案辩护词”在遵义地区司法局辩护词评比中获奖。“老师在告诉我获奖消息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要充分挖掘你这方面的潜力。’”这份肯定，成为他执业生涯的第一块基石。

1991年，凭借在实习期和后续工作中展现出的过硬专业素养和高度责任感，熊定扬被法律顾问处正式聘为专职律师。1995年应专业需要考取律师资格后一直在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执业至今。这也意味着，在黔北大地，又一位从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本土法律人，正式肩负起了为正义辩护、为法治进程添砖加瓦的使命。

执业磨砺

整个九十年代，熊定扬都在国办所体制内淬炼成长。这段经历深刻塑造了他对律师本质的理解——

“讲政治”的清醒：他亲历政策风向对案件走向的深刻影响。处理群体性纠纷或国企改制案件时，他深谙“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在维护委托人权益的同时，始终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作为办案的深层考量。

“站位高”的格局：国办所资源有限，他却拒绝“万金油”式执业。他深知，专业口碑是律师最硬的招牌，“急功近利挣快钱，不如十年磨一剑”。

“自身修行”的苦功：“能说、会写、反应快”被他视为职业生命线。法庭上，他言辞犀利逻辑缜密；法庭外，他伏案书写的代理词曾让法官赞叹。突发质证环节，他总能迅捷抓住关键一击制胜。支撑这一切的，是案头堆积如山的专业书籍与永不松懈的自我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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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的执业生涯，熊定扬心中铭刻着无数胜负，更沉淀下超越胜负的职业哲思：

“得胜不骄”的智慧：他铭记一位前辈的忠告：“你的成功是别人的失败。注意隐忍别张扬。”对经手的重大敏感案件，他极少主动提及，更拒绝炒作。“律师的荣耀在专业本身，而非撕着对手的伤口炫耀。”

“失败不馁”的韧性：他曾为一起几乎“铁案”的刑事案件倾尽全力，最终仍未能扭转。短暂的失落后，他沉下心来复盘数月，这份“失败”的深度剖析，反成了后来多起类似案件成功辩护的关键钥匙。

“珍惜情份”的底线：他视委托人的信任为无价珍宝。无论案件结果如何，他坚持“相交不出恶语”——对委托人坦诚沟通，对对手尊重底线，对同行维护和谐。“律师这行，口碑就是命。一次恶语相向，可能毁掉多年积累的信任。”

半生回望

2007年，贵州名城律师所完成改制，告别“国办”身份。那时已过知命之年的熊定扬作为创始合伙人，见证着行业从“参公干部”到“专业服务者”的蜕变。

而今七旬的他身体健康，仍保持惊人的工作量：每年仍不懈地承办案件，长年奔波于黔北大地，伏案的背影成为律所不灭的塔灯。

“十二点前睡觉算早的，”他指着案头文案笑道，“这是用生命的耗损来兑现的承诺和使命。”

他乐于奉献不计报酬的精神，还体现在多次担任贵州省律师协会和遵义市律师协会文艺汇演总导演。又由于少年习武的机缘，现任遵义市武术协会这一社团组织的会长，为落实全民大健康号召，让武学文化在遵义市发扬光大而亲身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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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回望，他接受咨询、办理案件数千起，除专业主攻外，还办理从山林土地纠纷到企业破产重组，从担任遵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裁案到行政争议处置，案件类型几乎覆盖法治进程的所有褶皱。在见证遵义司法变迁的漫长岁月里，他触摸到三重深刻变革：“法律体系从百废待兴到枝繁叶茂；老百姓从‘信访不信法’到主动寻求法律武器；但新困境也随之而来——当短视频普法遭遇断章取义，当事人常带着被曲解的法律认知叩响律所大门。”

如今，看着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律师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挥洒才华，他眼中满是欣慰。他常对年轻律师说：“律师这行当，入行靠热爱，坚守靠修行。既要读透案卷里的法条，更要读懂传统文化和与时俱进的大书；既要赢得该赢的官司，更要守住做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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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定扬的人生轨迹，恰如一条无声的溪流——发源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穿越体制变革的峡谷，最终汇入中国法治建设的浩荡江河。他以行动证明：真正的律师尊严，不在胜诉率的高低，而在每一次对专业的敬畏、对道义的坚守、对时代责任的自觉担当。这，正是法律前辈留给后辈最珍贵的执业基因。